张枫：为百姓谋“性福”的“性官”

逢年过节，张枫代表计生委给省长们送避孕套当礼物。他认为，这不是新闻，也不是作秀。“领导都是五六十岁了，老夫老妻了，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兴趣了，产生一种审美疲劳了，但是现在套个避孕套就不一样了，有带荧光的，有带麻点、螺旋、倒刺的，用了不同的套，老婆和老公的反应都不一样……”

59岁的张枫坐在省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侃侃谈性：避孕套、润滑油、性交……类似的词汇不断蹦出。沙发上方挂着“厚德载物”的字幅，身后，一根硕大的红木阴茎兀然挺立着。一种传统与前卫的融合，奇异地交集在这位厅级干部身上。“管女人生孩子，哪是我这个大男人干的事？”1987年，初到广东省计生委的张枫本以为这份工作只是跳板。然而出乎预料地，这一管就是二十几年。不仅如此，作为计生委主任，他还追本溯源，研究起了性问题。2009年，在《枫哥说性》丛书中，他化身为套着红枫叶T恤的漫画人物，穿梭在书页之间，向读者指点性知识，敲响性警钟。最近，他又出了一套《枫哥品性》丛书，论述性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学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他创办的“全球领先”的性文化节，一出生便风华正茂；他呼吁打造被窝子工程，在媒体上为农民工呼喊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；他为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–“两腿之间无小事”……他屡屡占据报纸的版面， 风格大胆，个性十足。甚至有报纸登出这样的标题：“省政府副秘书长出书教人做爱”。

可在摄影师的镜头面前，枫哥仍有些不自在。他老觉得自己的蓝格子衬衫太花哨，又穿上纯色外套，结果热出一身汗。直到摄影完成，才恢复了生动表情。他站在门口和摄影师握手道别，开着枫哥式的玩笑：“把珊珊单独留下你放心吗？我可是研究性学的哦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不过，很快，“单独留下”的记者就大学生能否发生性行为和枫哥辩论起来。“你反对大学生性行为，是不是太落伍了？”

“不是说我落伍，他们在大学里面，并没有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。如果怀孕的话，就要去做人流，这对女性都是伤害。”张主任语重心长。

“那安全的性行为呢？”

“要发生的话我送上个套，希望她们不要意外怀孕，不要染上性病、艾滋病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对他们说：把初夜权给和你结婚的‘他’或‘她’。这样更负责任。有人谈了几年恋爱了，然后突然就闹离婚，说感情不和，感情不和能谈几年恋爱吗？实际上就是结婚以后女孩子没有见红，他就认为她跟别人发生过关系。”张主任认真地回答。

“这种情结是正确吗？”

“过去始终是这种观念，包括现在西方一些国家也要求回归婚姻，并不鼓励乱来。我作为性学会长，不能鼓励你去放纵自己，你觉得我这样说可以吗？张主任乐呵呵地反问。”

尽管反对婚前性行为，张枫却是最早提出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人。他从书架上把他1990年代编写的《和青少年说性》翻了出来。他还回忆起给儿子性教育的经历：“儿子遗精的第二天，我就跟儿子说你长大了，他立刻就脸红了。我跟他讲，这是一件好事，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，说明你是个男子汉了，但你要对自己负责。我告诉他现在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，和你的女同学怎么样共处，千万不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要和他讲清楚道理。”教育的结果，自然是很成功的，“他从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越轨的事，最起码我没有发现。”

当人们争论着是否在校园里售卖避孕套的时候，张枫很纳闷，争论什么呢？“你说你不戴套，该干的事、该发生的事情不发生吗？照样发生，那给一个套给她，她不用去人流，这才是对妇女生理健康方面真正的关爱。美国这方面的教育就比较好，家长跟孩子说，你不要发生性关系，你如果要发生性关系请你一定要用避孕套。但是我们国家有几个父母告诉小孩要用套？”

不仅是青少年，张枫还操心着老年人的性事。“女人到50岁左右停经，随后性生活的分泌物越来越少，男人到70岁、80岁的时候身体好照样有性要求，但这时候女人往往就会拒绝，之所以拒绝就是分泌物少了，性交的时候特别痛，往往就会拒绝，你拒绝的话他有要求，你这种简单的拒绝就会把你的老公推向他人的怀抱，甚至推向市场。”最终，他给出了解决的药方–使用润滑油。

这些性知识，从私下指点到写书到党校的课堂上，他都津津乐道。他觉得自己是干一行，钻一行，便钻成了专家。他反复说起那则处女膜太厚肛交一年却纳闷自己未能怀孕的故事，这样的“性盲”现象冲击着他，促使他当年研究起性学，从香港买来一本本性书自我学习。

起初，他的工作并不被家人理解。广为流传的一则小故事是，他出版第一本性学科普书时，妻子把书稿藏起来，不让他写“这种东西”。说服了几个月，妻子才把书稿拿出来。

往后的岁月中，周围的亲人，大多都被他说服，但还是有亲戚不支持他干计生。他有一个九十多岁的姨妈，一直到去世前还在劝他，不要干计生了，那是得罪人的事情……

但张枫意志顽强，对自己的计生事业坚信不移。

1980年代末的一天，张枫下乡到粤东，一名八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走进计生办，一见到张枫就跪下去磕起头来。三十多岁的张枫只能跪下也给对方磕头。好一会，张枫才明白，原来老头的儿媳已经四十多岁，连生几胎都是女孩，刚刚又怀上了，觉得是儿子，老头很想让儿媳生下来，来到计生办替儿媳求情。

“被这一磕头，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，我当时就想，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得了啊，控制人口是很有必要的。”在乡村，他看到了高涨的造人热情。他觉得计生是一份富有挑战性的工作，而他热爱挑战。

关于工作，张枫强调了自己的铁面无私和求真求实。“乡镇一级怎么部署计划生育工作，我自己跑去看。如果说你浮在上面看看材料、看看文件，你下乡那么多人陪同你，他们陪着你看的点肯定都是全国都先进的点，肯定拿好的给你看，你能看到什么？我从来不会让你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来陪我，下乡检查工作也从来不打招呼，我认为这样才能摸到真实情况。有值得肯定的地方，我向全省来推广你好的做法、好的经验，但是我发现你有什么问题，也绝对不含糊，给你提出来。如果你不见我，那么我住在那里三天五天都要把你搞出来。我这个人比较倔的，脸皮也比较厚的，你不要看我很爱笑，骂起人来确实是毫不留情面的。”

他的艰苦工作，也为他赢得了认可，最让他高兴的是，自己拿了两个奖，“一个是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，一个是中华人口奖。”酒会上，广东省前省长黄华华称赞他是“怪才、奇才，是广东不可多得的人才”，这样的称赞让他很感动。

和省长有关的另一则趣闻是，过年过节，张枫代表计生委给省长们送避孕套当礼物。他认为，这不是新闻，也不是作秀。“领导也是人，他也有需要，而且避孕套不仅避孕，还可以提高夫妻生活质量，我跟领导也讲了。那些领导都是五六十岁了，老夫老妻了，对性生活没有什么兴趣了，产生一种审美疲劳了，但是现在套个避孕套就不一样了，有带荧光的，有带麻点、螺旋、倒刺的，用了不同的套，老婆和老公的反应都不一样……”

这个采访张枫的下午，不断有人找他签字，不断有电话打进来。记者采访张主任，对于他的同事们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事。他们自在地忙碌着。张枫的观点是：“官员也应有个性，有棱有角，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如果官员做成了‘官圆’，处处圆滑，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给记者冲着功夫茶，张枫笑眯眯地说。

下一页：记者对话张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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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张枫

人物周刊：编写《性与政治》里那些权力与美色的故事，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

张枫：实际上我一边编辑，一边点评，对自己本身是受教育的过程、受启发的过程，也是一种修炼的过程。看看自己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，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放松、有所警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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